第172章.贪得无厌-《非战时特别行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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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会长说的这个贪婪的加利略学会成员,难道说得是寇恩博士?”宋时选理所当然地想起同样丧命在阿尔卑斯山上的寇恩博士。

    “不,寇恩博士是花美兰博士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合作过许多伟大的项目,寇恩博士之所以加入兰多实验室,是为了协助花美兰博士從平行空間的曼哈顿计划脱身。

    这些年,我知道他用尽各种方法去帮助花美兰博士,就在即将成功的前一刻,最后居然…。”乔布斯语气哀戚的诉说着这一段往事。

    “寇恩博士是为了协助花美兰博士脱身而加入兰多实验室?难道平行空間里有人要挟花美兰博士?”

    在宋时选的记忆当中,花美兰博士经常游走世界各地,因为全球到处都有她的实验室与科研团队、客户与赞助商、还有以各种形式合作的投资人;不但如此,她更是全球各大媒体的常客,若不是接受专访,就是出现在热点新闻报导中,这样的花美兰博士,哪里看得出来是个遭到要挟的人?

    相信只要她一开口,绝对有大把的机会对外界求助,全世界多的是各方势力愿意对她伸出援手,怎么可能搞到得由寇恩博士这个手无寸铁的科学家来出手相救?

    “很难说得清要挟花美兰博士的人到底是谁,因为那一潭水实在太深了,深到没人搞得清楚里头都有哪些人…。

    这么说吧,早在老兰多博士第一次找上加利略学会帮忙破解不稳定磁场的时候,当时还在美苏冷战期间,加利略学会的成员背景多半都极为单纯,毕竟当时的科研环境就是如此,就算美苏两大阵营明里暗里斗的昏天暗地,但是加利略学会的成员绝大多数来自西方国家,内部基本上并没什么立场或利益的冲突。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苏联政权瓦解,冷战也跟着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各式各样的全球化趋势与政局的改朝换代,这也让形形色色的各种利益逐渐浮上台面,尤其加利略学会的成员都是地球上最顶尖的人才,他们自然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前方利益之所在。

    很快的,不管是因为加利略学会的成员自己找上了利益,或是利益自己找上了加利略学会的成员,总之,从那个时候开始,加利略学会便逐渐成为各种利益的修罗场。”

    “加利略学会这样的组织,成员不该都是科学家吗?但是我从副会长刚刚所描述的状况来推断,那些利益应该是金融家、资本家或是政客才擅长的领域,这些事怎么会发生在加利略学会呢?”贾布斯秘书长这时突然开口问着。

    尽管说不上绝对,但是大概率来说,科学家对智商的要求明显要来的比其他专业更高,也许大多数对智商的衡量方式都是从数理方面的才能去进行检验,因此对数理逻辑反应较为敏感的人,普遍被认知为更聪明的人。

    尤其像牛顿这个以科学成就著称的人,由他所成立的加利略学会,肯定更是以科学人才为主,贾布斯难免对此有着先入为主的印象,因此对乔布斯提到,加利略学会最后成为竞逐各种名利的组织,一时还难以接受。

    “在加利略学会,绝大多数成员的确都是科学领域的人才,但是从牛顿时期开始,就有许多非科学领域人才的加入。

    别忘了加利略学会的存在,是为了解决一般人无法解决的问题,讽刺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棘手问题,都不是靠理性、中性的科学方法来解决,更多时候,理性、中性的科学方法反而是解决问题的阻力…。”乔布斯出乎意料的说着他的见解。

    “理性、中性的科学方法反而是解决问题的阻力?这句话从副会长的口中说出,怎么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贾布斯难以置信的说着。

    “科学,是需要经过不断的辩证与排错,因为它的答案只有一个,所以任何理论都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千锤百炼;但是问题的解决往往是刻不容缓,没时间等到你让所有人闭嘴,许多时候,最不科学的方法,往往最能解决问题。

    就像当年的加利略学会,牛顿便邀请了几位教会的智者与位高权重的贵族参加,他们之所以受邀加入,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科学上的斐然成就或是卓绝的过人智商,而是他们让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问题解决能力。”

    “让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问题解决能力…,这当然也是一种过人的才能,但是这么一来,加利略学会好像就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加利略学会…。”贾布斯尴尬的说着,毕竟黑帮也可能是一个问题解决能力极强的组织。

    “副会长,你能否简单说说,有甚么例子是以最不科学的方法,却最能有效的去解决问题?”宋时选好奇的问着。

    “这问题问得太好了。大家都知道在上个世纪初,比利时富商索维尔在布鲁塞尔创办了索尔维国际物理学化学研究会,并且从一九一一年开始,首次召开了索维尔会议,邀请来自全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与化学家来进行科学领域前沿问题的讨论。

    在那个物理学大爆发的年代,索维尔会议就像是科学家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有最着名的科学家才有资格与会,只有真正的大师,才有资格在会中发言。

    在我求学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曾经有幸参加过一次索维尔会议,他坦言那些大师在争论的问题,有一大半他都搞不清楚是在讲甚么。

    我们可以试着想想,如果今天某个国家遇上一个棘手的问题,而最好的解决方式却得用上那些最前沿的科学方法,你认为有谁能将这些科学方法翻译成一般人听得懂的语言,然后说服一般人民去进一步实施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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