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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陵只有二十出头，他不顾个人的生死而赴国家之危难，这已经非常难得。他带着不满五千的步卒，深入匈奴领地，与十数倍于己的敌人交战，前后十余日，杀敌人数早已超过了自己部队的损失，匈奴被他杀得人仰马翻，上下震恐，这是为我天汉打出了威风，理当受奖。但是寡不敌众，李陵不得不节节后退。当箭矢射空，伤亡惨重的士卒仍不放弃，他们不恤身体，与匈奴奋力厮杀，争着赴死，当然是为了报答天子的恩德。李陵所立之功，即使与古代的名将相比，也毫不逊色。李陵是虽败犹胜，他乃将门虎子，这次投降一定不是出于真心，而是等待机会为大汉立功。

    武帝听得不住点头，无奈司马迁还没有说完：“况且贰师将军率领三万人出征，随着他回来的兵士却所剩无几，可谓‘虽胜犹败’。”

    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就点到了武帝的痛点——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武帝一手捧起来的啊，司马迁拿谁比不好，偏偏选上了李广利。“这是在骂李广利吗？这分明是在骂朕，是在诋毁朝廷！”武帝一怒之下，遂将司马迁下狱，判了死刑。

    在汉代，被判了死刑不是非死不可，要活下去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出钱赎罪，比如李广就曾以此换得一条性命，可是李家世代为将，家资不菲，而司马氏虽也世代为官，却都是“仆、祝之间”的史官，并不富有。此路显然不通。另一条路就是接受屈辱的宫刑。

    生存还是毁灭？这要看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

    司马迁很明白，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的意义全靠我们自己来赋予，靠我们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生命轨迹来填充。所以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如果就此而死，一事无成，那就比鸿毛还轻。司马迁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叮嘱，想起了自己未竟的史书，所以他选择了接受宫刑。“活下去！找到我生命的意义！”司马迁在心底吼着。

    然而人是社会人，所以人不仅仅是活在天地间，也是活在别人的眼里、心上。司马迁准备好了接受各种各样的嘲笑，可是宫刑的奇耻大辱始终有如一块大石，沉沉压在司马迁的胸口，压得他喘不过气。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这是他内心痛苦的写照。

    怎么办？唯有将一腔未冷的血投到笔端。于是有了《史记》。《史记》的史料价值自不必说，那是开天辟地之功，虽与日月争辉可也。

    可是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写史而不泥于史，而是下笔常常倾注了自己的感情。于是一个个已为“陈迹”的历史人物都有了血肉，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民族文化的璀璨星空之中。他们有的是冠盖天下的诗人，如屈原、宋玉；有的是百战功成的将军，如韩信、李广；有的是踽踽独行的思想者，如孔子、荀子；有的是雄踞一方的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等等，司马迁的笔可谓曲尽其妙，把他们每个人鲜明的性格特点都给勾画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有时恐怕就要对历史稍事“加工”和“改造”。

    例如屈原。近代以来，很多人怀疑屈原其人的真实存在，其论证都可谓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是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就活脱脱地写出一个屈原，不止如此，司马迁的“被发行吟泽畔”，与渔父的一场对话更是精彩万分。试问若真有这个渔父，其应为隐逸高人，而古时教育并非如今天这般普遍，所以渔父该是大有来头，可是为何他不见传于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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