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国为何能够取得战争最终的胜利，历史上众说纷纭。一连串的事实表明，秦国最终能够荡涤东方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一统大帝国，并非只是一两场偶然促成的。

    在秦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的过程中，宗族制度无疑在逐渐地崩溃，并且随着这种崩溃，曾经被残酷镇压和束缚着的大小宗族，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解脱。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相对自由的农民阶级，自耕农这一概念被逐渐推广开来。

    那么，什么是封建的、相对自由的农民阶级？或许在当时看来，只是个可忽略，可任意蹂躏和践踏的阶层，统治者甚至很少注意到他们，但是他们反对诸侯割据，渴盼天下一统的愿望，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暗自增长，成为冥冥中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另一种力量的兴起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和农民阶级相对的地主阶级。当然，地主阶级的兴起只是数量上的，在力量上还远远不及原来的领主强大。因而地主阶级的分裂割据，比起领主的割据称雄而言，困难更大。历史具有相似性，但是却绝对是无法回头的。它如同一汪春水，一旦向前而去，纵然遇上无数次的浅滩险阻，也必定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于是，以往的分而治之的宗族制度，一旦瓦解也定然难以再复辟。只有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是合乎时代大势的正确举措。

    地主阶级一统天下的决心和农民阶级天下统一的愿望，历史性地结合到一起，战国200年时间内，竟然诞生了7股这样的势力，于是，由哪一股势力去完成天下一统这个使命就成了历史留给人们最大的悬念。

    事实证明这一股势力就是秦国。当然，秦国能够率先完成这一宏伟的转折，与秦国特殊的国情是密不可分的。

    当时秦国的地理位置很是偏僻，远在西方的苦寒之地，各项事业都远远地落后于东方诸侯国。尤其是比起当时的东方，孔子的故乡所在地——齐鲁之地，秦国更加显得落后。但是秦国人并没有甘于落后，而是在一次次渴求中，取得了让东方六国为之侧目的成就。

    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秦国人开始逐步废除了人殉葬制，这一残酷制度的废除，标志着秦国在文明进程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

    秦献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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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公元前378年），秦国开始出现了市，商品贸易的发展，使得秦国能够互通有无，在促进了秦国商品交通的同时，更促进了秦国信息和人员的流通往来。

    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国颁布法令，学习东方六国，开始有户籍，人口得到控制，国家秩序开始逐步确立。

    然而，秦国跨时代的进步真正始于秦孝公时期。当时远在强大魏国的商鞅，报国无门，屡遭陷害，无奈背井离乡，来到秦国。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商鞅一来到秦国，便受到雄才大略的秦孝公的赏识。两人一拍即合，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法运动——商鞅变法由此开始。在这场变法中，秦国制定了许多法令，并逐步建立起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秦国人开始铸造并使用货币。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秦国从落后、野蛮、封闭的羸弱小国，一举成为战国最为先进、文明、开放、强大的国家之一。

    当然，这一切都归功于秦国改革力量，即封建势力。相对于东方六国，秦国的腐化势力是最为薄弱的。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秦国变法，有利于新的制度的实施。秦国的地主阶级最先向原先的领主残余势力发起进攻，农民阶级获得了自己需要的土地和相对的自由，地主阶级则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权力和实力，并最终完全地占据了整个国家的权力中心。

    剧烈的改革使得秦国在各方面都走在了其他各国的前列。战国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在自己的成名著作《疆国篇》中极力夸奖秦国民俗的朴素，官吏的忠实，大官的守法以及朝廷的清静。在他的眼中，东方六国无疑都存在着难以改造的甚至是致命的政治缺陷，唯有秦国的政治才是相对最完美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秦国的发展趋势和先进程度。尤其是秦国的军制，比起东方六国，显得更加先进，这也是秦国能够屡屡出现名震天下的良将雄才的原因所在，也是秦军能够无敌于天下的原因所在。关于秦国军队制度先进性的这些观点，大多体现在荀子所著的《议兵篇》中：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确立了以军功晋身的制度，这种不问出身、不管过去的制度，让秦国有志之士都能够一展拳脚，让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能够有一个实现理想或者改变自己的困境的平台。赏罚严明的秦国制度，让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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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个个奋勇争先。只要得到军功，他就能一举成为有社会地位的人。如此，秦国之战力，尤其是其战斗意志，无疑是六国之中最为强大的。

    而反观秦国的邻居魏国，则在吴起变法之后，建立了强大的魏武卒。和秦国几乎不论出身、不论条件，俨然全民皆兵的政策不同，魏武卒的选拔条件是很苛刻的，尽管在被选上之后，条件很丰厚。除了魏国武卒和现在与秦国对峙于长平的赵军之外，远秦地区还有一个强大的国家齐国。齐国和魏国、秦国都不一样，其兵力更注重的是勇力，若斩下敌人首级，便赏金一锱（一两二十四铢，六铢为一锱）。利益促使士兵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但战场之上光靠利益驱动是远远不够的，有时也会是错误的向导。若是应对一般的军队，这种规定自然是很有效；但如果遇上如同秦军、魏军这样的强者，利益的驱动便显得不堪一击，等待它的只能是失败。

    古语有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前所述，秦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占有极大优势，为秦国的胜利奠定了稳定的基础。而更加不可忽视的是，秦国拥有将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的三人：军事上的神话白起，政治外交上的传奇范雎以及同时掌控这两个人的千古明君秦昭襄王。三人为了达成剿除东方六国当中军事实力最为强劲的赵国这一共同目标，携手与共，不懈努力。

    在军事上，秦昭襄王嬴稷自然是全力支持白起。几乎是倾尽秦国在关中地区的军事力量——这些都是秦军的主力，其中大部分军士都是老秦人嫡系部队；同时，秦昭襄王还调集远在巴蜀地区的钱粮，并征集这一地区的人民负责押运粮草辎重。如此，秦军才能在赵军以逸待劳、固守不出的情况下，与其对峙三年之久。试想，加上后勤补给人员，秦军总数超过百万，在千里之外，和赵军日夜对峙，耗损巨大。如果没有秦国强大国力的支持，秦昭襄王毫无保留的信任以及秦国军民的上下齐心，这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

    时经三年之久，秦军只是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虽然从长远看来，秦军胜过赵军是必然的事情，但是如何加速这种必然的发生，就成了身居都城咸阳的那些最高决策者的头等大事。

    这里的最高决策者，指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秦国君王秦昭襄王，另一个便是秦国相国范雎。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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