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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乎，荀子毫不客气地争辩道：“我听说，古代的先王只要是圣明的，都会崇尚礼仪、实行仁政。而信仰儒家思想的人，正是在效法古代贤达的圣人。通过这种方法，君主可以在思想上感化这个国家的军民，让他们顺从自己的意志。只要君主恰当地运用这些人，这些人就会不辞辛劳、尽心尽力地为国尽忠、为君主效力；即使君主将他们弃之不用，他们也不会揭竿而起、犯上作乱，反而会仔细思考自己的不足，做一个普通的百姓。因此，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顺民，君主对于他们，简直不需要管制和担心。这些人即使贫苦穷困、受冻挨饿，也会因为受过礼仪教化而不去偷抢拐骗；即使没有立锥之地，也会明白事理而维护国家大义。如此，国家哪里有不强盛的道理呢？”

    荀子为了彻底地打动秦昭襄王，不惜以自己的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例子。

    “当时，鲁国有一个奸商名叫沈犹氏，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奸商，为了能够花最少的成本，赚更多的钱，此人竟然不惜在早上给羊喂饱了水，再拿到街市中去变卖。”

    “为此，很多人都曾找过他的麻烦，但是每一次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搪塞了过去。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才改变了那种现状。”

    “那个人就是孔子，当时孔子即将要担任鲁国司法大臣，这在鲁国的政坛而言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民间则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那时候的孔子，在民间已经很有威望了。他的礼治、仁政等思想，是广大人民所向往的；他的遵循周礼的社会形态，也是广大百姓所期待的。所以，在奸商沈犹氏听说孔子即将上任的消息之后，没有任何法令的制约，他便不再做欺骗百姓的事情。”

    “无独有偶，当时的鲁国还有一个叫做公慎氏的人，放任自己的妻子淫        乱不堪，在听闻孔子即将上任的消息之后，也马上休掉了自己的妻子。同样，当时的社会上有很多如慎溃氏那样的地痞流氓，一知晓孔子到来的消息，便越境逃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孔子一个文人，却能够做君王也难以做到的事情，由此可见儒术的强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只是挥手之间的事情罢了。”

    其实，秦昭襄王对于礼治如何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通过礼治能够让人民顺应自己的统治，维护社会的稳定。于是，他便继续向荀子问询，既然孔子做了官，运用儒术能够让社会如此的良性发展，那么如果君主运用儒术，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明王道，述礼乐

    自夏王朝建立以来的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有三次大革命使得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它们分别是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三大变革使中国历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并不像其表象一样，只是个由分到和的过程。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大秦帝国。

    而这一切得以实现的根源在于法治的设立，因为它能够全面巩固君权和中央集权的统治。

    战国是个特殊的时代，它充满了全面的毁灭与创造、沉沦与辉煌、痛苦和欢乐、死亡和新生。在这里，时常可以看到思想和利剑争锋，雄辩和鬼才争宠，个性和欲望、激情和理想，都在这里得到无限的放大。

    强者不相信依靠礼仪可以统一天下，而那些相信的君王国家都先后被灭亡。

    而一旦脱开那个时代，就能发现礼治和法治其实一直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交互争斗。反观中国的政治思想界，一直以来都是歌咏礼治，排击法治，儒家更成为其中的急先锋。

    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其内在根源的，恰如钱穆《湖上闲思录》上所言：“礼之外面像是等级的，其实却是平等的。法之外面像是平等的，其实则是等级的。礼是导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则是束缚限制人的行为的。礼是一种社会性的，而法则是一种政治性的。礼是由社会上推之于政府的，而法则是由政府而下行之于社会的。法的重要性，在保护人之权利。而礼之重要性，则在导达人之情感。权利是物质上的，而情感则是性灵上的。权利是对峙的，而情感则是交流的，因而礼常是软性的，而法则常是硬性的。”

    由此而观之，崇尚法治的国家，下层人民在强权的压制下更加容易反叛，而使得国家发生巨大的变迁；而礼治则教人安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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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不断改良，恰好中国农业社会的大背景，要求社会能够稳定，同时也维护了统治者的长远利益，人民宁愿软性的尚礼，也不肯硬性尚法，从这一点说，当时的儒家代表人物，有一种超脱在现世的思维，并在西汉之后，把这种思维变成了现实可行的统治策略。

    战国后期的荀子便是一位具备这种超世眼光的大师。只可惜，他的这种超世的思潮，在当时而言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他却始终不放弃，依旧孜孜不倦地四处游说。荀子并不知道，他为那些国家带去的并不是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而是在铁与火的交融之中彻底的毁灭。一个个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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