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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向王稽一打听，范雎的疑惑轰然解开。原来，这个谕令的颁布，并不是秦王的意思，而是魏冉自作主张，因为陶山是丞相魏冉的封邑，旁边就是齐国的刚、寿，丞相魏冉此举，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封地。

    机会就这样降临到范雎的身上。经过两年时间的考察，范雎基本上了解了秦王的性格特征、办事风格以及内心深处的想法。这也让他暗自庆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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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没有贸然指出魏冉和宣太后等人的不是，如果当时自己一到秦国便锋芒太露，不仅宣太后势力集团不会饶恕自己，就连秦昭襄王说不定也会献出自己，向其母后表示忠心。然而经过这两年时间的变动，魏冉等四贵更加目无王法，眼中根本没有秦王，秦王对他们的不满，也更加严重。

    于是，范雎当机立断，上书昭襄王，阐明大义，直刺时弊而又紧紧抓住昭王的心病。其间言道：“众所周知，英明的君主执政，对有功于国家的人会给予赏赐，会对有才能有志向的人委以重任；功大者禄厚，才高者爵尊。因此，没有才能的人，不会担当这个职务；有才能的人，也不会蔽隐而不为国家所用。反观昏庸的君主则恰恰相反，只是因为一己好恶而擅自行使赏罚的事情，这种全凭一己感情的行为，怎么能够为国家带来兴旺繁荣呢？”从这一部分可以看出，范雎力主选贤任能，奖励军功、事功，反对用贵任亲的行为，认为这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举动。这在血缘关系纽带极其复杂的早期封建社会里，无疑是闪光的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为以后士大夫阶级的兴起创造了萌芽。

    信件的第二部分，范雎不顾一切地抨击了权贵专权专利的现象，以君王为大树的主干，而宣太后、四贵等人则是大树的枝叶。指出枝繁干弱的危害广泛，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无疑是极有见地的。尤其是其间说道：“圣人说过：‘善于使自己殷富者大多取之于国，善于使国家殷富者大多取之于诸侯。’天下有了英明的君主，诸侯就不会贪赃枉法，目空一切，这其中的症结所在，究竟是什么呢？因为明主善于分割诸侯的权力，而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良医可以预知病人的死生，而明主可以预知国事的成败。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即使是舜、禹再生，亦需要遵循这种观念，不可以有丝毫的违拗。疏不间亲，这封信也只能言尽于此，很多话都不可以随便说，但是如果随意地说，又恐怕不能够引起大王的注意。大王英明，切不可以因为贪图享乐而影响了国事。草民希望您能够抽出时间，准我望见龙颜，让我一舒衷肠。草民所讲的，可以用于秦王治国，更可以用于秦国兴邦，如果有半点虚言，任何惩罚都可以施加在草民的贱躯之上。”

    范雎的一言一语，都直接击中了秦昭襄王的心病。秦昭襄王处在宗亲贵戚的包围中，其中以四贵最为明显，他们权大势大，私家富厚，简直可以和国家一比高低了。因此，秦王早有如芒刺在背之感，只是朝中耳目众多，大多忠心于魏冉等人。此番，范雎能够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隐疾，不仅代表了他有超卓的见识，也代表了他具备足够的勇气和可堪大用的忠心。范雎对这封信，也是颇费心思。他知道，仅仅让秦王对这份谏言有所注意还不够，而如果大胆地提出震耳发聩的言辞，不仅会受到他人的嫉恨，也会显得自己没有城府。于是，范雎在信末说道“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以收”，故作含蓄隐秘之语。一时之间，秦昭襄王浮想联翩，认为这范雎定然还要更为要紧的话要对他说，只是因为信件为外人送来，多有不便。

    为了彻底抓住秦王的心，范雎在陈述了一番自己对于秦国的局势之后，还信誓旦旦地宣扬其言的绝妙效用，足以振聋发聩。只要信件能够顺利到达秦王手中，范雎便可以高枕无忧，坐等秦王召见。由此可见，范雎不仅胸藏治国的经韬纬略，对于纤小如发和风云变幻的人性，也是了如指掌。如此人物入住秦国，可以预见，一场惊涛骇浪就此酝酿。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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