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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尚书》之学将近灭绝。齐国有位叫伏生的人通晓《尚书》，伏生年出九十，不可征召，朝廷派晁错前往学习。晁错学成归来，满嘴《尚书》，就如贾谊满口《诗》《书》，被升为太子舍人，封博士。晁错和贾谊才学相仿，履历相似，只是所学不同，一个崇尚儒学，一个信奉法家。

    晁错激流勇进，上书要求太子学习术数。术数指治国方略和统治手段，多数皇帝将其偏激化，歪曲为南面之术，后发展成官场厚黑学，世人痛恶术数一词。刘恒见晁错才气蓬勃，封他为太子的属官。刘启品行很像刘恒，智识不及晁错，总在辩论上输给晁错。晁错才胜太子，人人敬服，被誉为智囊。晁错辩才胜过太子，他的刚严之气起了很大作用。

    老上单于听信中行说，不时派军侵扰汉朝边疆。晁错上书陈述对策，此疏被称为《言兵事疏》。晁错的策论学得好，贾谊死后，晁错就是第一。晁错言事，见解深刻，思想精简，满纸刚正威猛之气。相较而言，晁错的理性发展得好，贾谊以感性分析见长。

    晁错指出，自汉朝以来，匈奴“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致使民不聊生。民不堪命，不能怪百姓无用，因为“‘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晁错从地形、兵将和兵器三方面分析汉朝和匈奴的同异，指出“以蛮夷攻蛮夷”之策，要求培养一支和匈奴的作战习性相同的军队。晁错此论，很像中行说对匈奴人的劝说，都指出生活习性对人的影响。

    “以蛮夷攻蛮夷”之策，刘恒开始着手培养一支锋锐的军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军中大将在急切间难以培育。“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自大汉建立，朝廷都没出现一位像蒙恬一样的必胜之将。大将一日不出现，汉朝消除匈奴威胁的瓶颈就突破不了。

    如大江解冻一般，晁错之才汹涌澎湃，滚滚而来，一发不可收拾。为配合“以蛮夷攻蛮夷”之策，晁错接着提出募民实边之策。晁错说秦朝没计划地“谪戍”是种错误，会激发民怨，致使百姓揭竿而起。他建议刘恒以奖励政策鼓励百姓到边疆定居，开发边疆，如免去有罪之人的罪，对没罪之人封赏。

    “以蛮夷攻蛮夷”和募民实边一旦形成气候，匈奴就无法肆意侵扰边境，晁错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汉朝训练军队，募民实边，匈奴人很害怕，急欲破坏。这两条政策实施没多久，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单于率十四万大军从朝那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到彭阳（今甘肃镇原东），一路侵掠，打砸抢毁，杀北地都尉，火烧回中宫（今陕西陇县西），骁骑直逼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

    甘泉与长安的直线距离约八十公里，轻骑一天可到，长安告急。朝臣心慌，刘恒指挥淡定，不失黄老风范。面对一帮无用的朝臣，疲弱的军队，也只有刘恒这种仁厚且淡然的君主能够忍受。倘若是暴躁的刘邦，不知要砍多少人的头。存在就是合理的，即使不合理，存在也会慢慢合理化。刘恒让百姓休养生息，也抽离朝廷的阳刚之气，将朝臣文弱化。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是什么性格，臣子也要扮演天子的性格，否则遭遇就如贾谊。

    匈奴此次来势不小，刘恒命中尉周舍和郎中令张武领战车千乘、骑兵十万守在长安城外；封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速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任成侯董赤为将军，领兵迎击匈奴。

    汉军大出动，匈奴没逃跑，两军相交一个多月。经历千难万苦，汉军才将匈奴驱逐出塞。汉军虽然赢了，斩杀匈奴却很少。这是一场疲弱的、消耗生力军、考验供给的战争，一场战争打下来，两军各有损伤。这场战争将两军的弱点暴露无遗，匈奴兵少，汉军无将。冒顿曾经率领三十万进军平城，老上单于率领十四万南下，匈奴兵越来越少。

    单于见汉军无将，日益骄横，扬长避短，集中优势兵力打游击战，什么时候想杀入就杀入，致使百姓死伤无数，云中和辽东两地最为惨重。正如晁错所说：“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

    此次驱逐匈奴，刘恒虽然调出很多将军，但没有一员猛将。他是位仁爱的皇帝，在他心中，战争是罪恶，他只想与匈奴和和气气地交往。他不明白战争，更不理解侵略，他只求百姓能生活好。刘恒如此，晁错与他背道而驰，君臣异路也就预示着晁错官场之路难以青云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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